冯梦龙为什么化名兰陵笑笑生创作《金瓶梅》，又为什么要化名欣欣子、东吴弄珠客、廿公来为此书写序跋，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。

容肇祖曾指出：

「《情史》与《智囊》及《谭概》为一类的书籍，而《情史》独不自署姓名，且不署『龙子犹』假名，只用『龙子犹』之名作序，称作者为『詹詹外史』，大约以中间有近于秽亵之语，恐来谤议，故遂如此。」[1]

此论极合情理。较之《情史》而言，《金瓶梅》中的「秽亵之语」则更甚，冯梦龙当然只会以假名署在上面，绝不会直书其真实姓名。

综合考查各方面的情况，我认为冯梦龙化名的原因有如下几种。

编纂《挂枝儿》所遭诋毁的沉痛教训钮琇在《觚剩续编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：

熊公廷弼，当督学江南时，试卷皆亲自批阅。……凡有隽才宿学，甄拔无遗。吴中冯梦龙亦其门下士也。梦龙文多游戏，「挂枝儿」小曲与叶文「新斗谱」皆其所撰。

浮薄子弟靡然倾动，至有覆家破产者，其父兄群起讦之，事不可解。适熊公在告。梦龙泛舟西江，求解于熊。

相见之顷，熊忽问曰：「海内冯生挂枝曲，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否？」

冯局蹐不置辞，唯唯引咎，因致千里求援之意。熊曰：「此易事，毋足虑也。我且饭子，徐为子筹之。」

须臾，供枯鱼焦腐二簋，粟饭一盂。冯下箸有难色。熊曰：

「晨选嘉肴，夕谋精粲，吴下书生，大抵皆然。似此草具，单非所以待子者。然丈夫处世，不应以饮食求工，能饱餐粗粝者，真英雄也。」

熊遂大恣咀啖，冯啜饭匕余而已。熊起入内，良久始出曰：「我有书一缄，便道可致我故人，毋忘也。」

求援之事，并非所答。而扶一冬瓜为赠。瓜重数十斤、冯伛偻祗受。然意甚怏怏也，且力不能胜。未及舟，即委瓜于地，鼓棹而去。

行数日，泊一巨镇。熊故人之居在焉。书投未几，主人即躬谒冯延至其家。

华筵奇胾，妙妓清歌，咄嗟而辨。席罢，主人揖冯曰：

「先生文章霞焕，才辩珠流，天下之士，莫不延颈企踵，愿言觏止。今幸天降玉趾，是天假鄙人以纳履之缘也。但念吴头楚尾，云树为遥，荆柴陋宇，岂足羁长者车辙哉？敢备不腆，以犒从者，先生其毋辞！」

冯不解其故，婉谢以别。则白金三百，蚤舁致舟中矣。抵家后，则闻熊飞书当道，而被讦之事以释。

盖熊公固心爱犹龙子，惜其露才炫名，故示菲薄，而行李之穷，则假诸途以厚济之。怨谤之集，则移书以潜消之。

英豪举动，其不令人易测如此。

（《觚剩续编》卷2〈英豪举动〉）

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冯梦龙当时「文章霞焕，才辩珠流，天下之士，莫不延颈企踵，愿言觏止」，在文人雅士中颇有盛名。

《觚賸续编》

至于他编纂的《山歌》《挂枝儿》等，以其俗语真响流传甚广，影响极致使一些青年人倾慕争购，有的甚至「覆家破产」，这引起正统的封建文人对这位怪杰的不满。

连冯梦龙的父兄也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，「群起讦之」，使冯梦龙在家乡没有立锥之地。

在这种窘迫的情况下，他只得「泛舟西江」，到南京去向恩师熊廷弼求援。而熊廷弼虽然欣赏冯梦龙才华出众，但对他的「露才炫名」的行为也颇为不满。

为了使冯梦龙接受教训，熊廷弼表面上轻慢冯梦龙，用粗饭糙食接待他，不直接给他路费，也不当面答应替他解围。而是致书故人，由故人给他白金三百作路费，并修书给当地官员，替冯梦龙解围。

社会的责难、父兄的「群起讦之」、恩师熊廷弼的间接批评，这无疑对冯梦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。

我们知道冯梦龙是一个功名思想较重、入仕观念很强的封建文人，他不能不顾及他的声誉。

《挂枝儿》成书于万历三十七年己酉，此时他已25 岁了。

他因编纂了《挂枝儿》而背上了「无赖冯生唱挂枝」的骂名，甚至连恩师也瞧不起他的「露才炫名」的「轻薄」行为。

如果他在《金瓶梅》的作者、评论者后面署上真名的话，那更会被人咒骂为「无赖冯生着金瓶」了，其所招致的诋毁将更大，这于他的仕途之梦的实现是极为不利的。

因此，在《金瓶梅》的初刻本上，他一律使用化名，这既是聪明之举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

《情史类略》

这里我们有必要利用背景这个范畴，把冯梦龙化名的进步实质放在明中叶以后的文化背景下去认真考察。

随着当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的萌芽，在文化上也出现了一股猛烈冲击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进步思潮。

这股进步思潮，无论就其哲学观还是文艺观都带有突出人的自然人性的特征。

李贽所提倡的「人即道」「道即人」「人外无道」「人本自治」的哲学思想，2可以说是这种哲学思想的杰出代表。

至于他在〈答邓石阳〉的信中对「道」的具体解释是：

「穿衣吃饭，即是人伦物理。除却穿衣吃饭，无伦物矣。世间种种，皆衣与饭类耳。故举衣与饭，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。非衣服之外，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。」

很明显，李贽把玄而又玄的「道」，从天上拉回到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的现实之中，更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，更富于世俗色彩。

在季本、王畿、罗汝芳、李贽等人所形成的世俗哲学的思想影响下，明代的进步文艺理论家们先后提出了代表市民愿望的理论主张。

徐渭认为市井小民就是圣人，他在《论中‧三》中明确提出「马医、酱师、治尺棰、洒寸铁而初中者，皆圣人也。」

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，他的视线由传统文学而转向世俗文学，主张不讲格调，强调「情以发之」，强调文学创作写出客观事物与作家内心世界的本色，尤其是要反映出市民生活的「本色」「自然」与：「语入要紧处，不可着一毫脂粉，越俗，越家常，越警醒。」[3]

因此，他把「里之优唱」和「里唱之所谓宾之白」抬高到与远古的〈康衢〉〈坟〉的齐等地位，并为被视为「村坊小曲」的南戏正名，特别看重审戏中「取其畸农、市女顺口可歌」的音乐自然本色。

在艺术媒介上，他反对「秀才家文字语」，提倡「常言俗语」，并认为「越俗越雅，越淡薄越滋味，越不扭捏动人越自动人」。

在戏曲上，汤显祖高标「主情」的艺术旗帜，明确宣布「师讲性，某讲情」。

他认为「人生而有情，思欢怒怨，感于幽微，流乎啸歌，形诸动摇。」[4]

因此，他特别强调戏曲的「至情」。他清楚地看到情与理的尖锐对立，在〈寄达观〉中说「情有者，理必无；理有者，情必无；真是一刀断两语。」

于是，他以艺术家的胆识与才气冲破程朱理学的束缚，用戏曲揭露了理学与封建礼教对妇女自然人性的扼杀。

他的《牡丹亭》便是戏剧界描写、肯定人的自然情欲，歌颂爱情自由，反对封建礼教的代表作品，也是他「以人情之大窦，为名教之至乐」的杰出艺术实践。

在诗文界，公安派三袁追求个性解放，提值人要「率性而行」，要敢于「享人世不肯享之福，说人间不肯说之话，事他人不屑为之事」。[5]

并且肯定「目极世间之色，耳极世间之声，身极世间之安，口极世间之谈」[6]

是人生一大快话。基于这种人生观，他们提出了「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」的文学创作纲领，认为文学要自由而真实地反映出作家性情、见识、趣味、个性等特征。

在小说界，李贽以其著名的「童心」说反对封建意识对纯真美好的人的初心的腐蚀，批判「孔圣之训」「反不如市井小夫，身履是事，口便说是事，作生意者但说生意，作力田者但说力田，凿凿有味，真有德之言，令人听之忘厌倦矣。」[7]

《李贽全集注》

他高度赞扬反映市民的感情、欲望、要求、生活的通俗文学，肯定了《西厢记》《水浒传》这类带有浓厚背叛封建礼教色彩的戏曲与小说是「天下之至文」，为提高它们的社会地位作了极大的努力。

在通俗文学领域内，冯梦龙不仅以理论，而且还以创作作出了双倍的努力。由于封建正统的文艺观念作怪，袁氏三兄弟所倡导的诗文革新，所承受的压力相应较小。

汤显祖所主张的戏剧革新，其戏剧题材仍囿于才子佳人的范围，结局仍为皆大欢喜的大团圆，再加上戏剧辞采华丽，其社会舆论的压力也相应较弱。

至于小说，本属稗官野史、道听途说、不登大雅之堂的末流，历来受到文坛正宗诗文的排斥。

又加之冯梦龙所倡导、所从事的又是通俗小说，以市井俚语写俗人的世俗生活，描写市井小人的物质欲望、精神欲望乃至情欲，这就更为封建统治阶级、封建礼教、封建正统文艺观所不容，甚至连某些具有进步思想、叛逆精神的社会名流也不甚理解，如袁小修对《金瓶梅》的否定便是突出的一例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要为通俗小说争得一席之地，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、巨大的勇气、巧妙的方式，是完全不可能的。

因此，冯梦龙在编纂三言等通俗小说时，时而化名「陇西可一居士」「绿天馆主人」「茂苑野史氏」，时而化名「无碍居士」「笑花主人」「抱瓮老人」，以期形成一个强大的阵容与诋毁通俗小说的各种势力来抗衡。

《金瓶梅》为我国古代通俗小说中最直接、最大胆、最真实、最集中、最露骨、最世俗化的长篇巨著，它刚一露面便被扣上「坏人心术」的罪名，被打成「淫书」。

在这种「四面楚歌」的形势下，冯梦龙一身化为兰陵笑笑生、欣欣子、东吴弄珠客、廿公，为《金瓶梅》的生存背水一战，其胆识、智慧及其文学功绩，将永远彪炳于中国小说史。

然而，冯梦龙对《金瓶梅》的肯定绝非到此为止。魏子云先生说：

「但冯梦龙这位在小说上曾花下不少精力的人物，又是苏州人，居然无只字论及《金瓶梅》也是一件令人费解的事。

按一般常情论，冯梦龙不应该不提到《金瓶梅》，他居然一生无只字论及，实在违乎常情。他活到甲申变后，还为南明的复国大典付过劳瘁，怎么会只字未提呢？这是谜样的问题了。」[8]

现在通过考证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冯梦龙不仅为《金瓶梅》的问世与刊行作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，而且在《金瓶梅》初刻本刊行以后的三至十年的时间里，他还两次肯定过《金瓶梅》，这是有资可证的。

泰昌元年庚申（1620），冯梦龙将罗贯中的《三遂平妖传》，由二十回增补修订为四十回，改书名为《新平妖传》。当旧版本被火烧后重版刊行时，他化名楚黄张无咎「重订旧叙」，说《金瓶梅》是「另辟幽蹊，曲终奏雅，然一方之言，一家之政，可谓奇书，无当巨览，其《水浒》之亚乎！」

肯定《金瓶梅》是用方言俗语写市井小人家庭生活的小说，为我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另外开辟了一条新的创作路子，其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不在《水浒》之下，真是一部「奇书」。

《<金瓶梅>清河方言考》

冯梦龙还化名为吴越草莽臣，改写了《魏忠贤小说斥奸书》八卷本，崇祯元年戊辰（1628）在〈凡例〉中曾说：

「是书动关政务，故不学《水浒》之组织世态，不效《西游》之布置幻景，不习《金瓶梅》之闺情，不祖《三国》诸志之机诈。」

这段文字中，冯梦龙将《金瓶梅》与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相提并论，并精确地界说了这四部长篇小说各自的特点：

《水浒传》是反映劳动人民被逼上梁山的社会现实；《三国演义》是描写帝王将相在政治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的勾心斗角，《西游记》是通过虚幻的神魔世界来反映人间的客观现实；而《金瓶梅》则不同于上述三篇小说，它是写「闺情」，即是写普通男女之间的家庭生活。

可见冯梦龙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，通过对明代这四部小说的横向比较，指出各自的创作特色，第一次肯定了《金瓶梅》与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鼎足而立的社会价值。

因袭他的这些观点，李渔继而肯定《金瓶梅》「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，曰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西游》及《金瓶梅》四种。余亦喜其赏称为近似。」[9]

再继之，清初杰出的小说批评家、卓越的《金瓶梅》评点者张竹坡更是以其独到的艺术鉴赏力和非凡的胆识，更直接、更鲜明地肯定《金瓶梅》是「第一奇书」。

他们的上述评介，尤其是张竹坡对《金瓶梅》的评点，对《金瓶梅》的流传及评介都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，而这些观点又都是从冯梦龙那里衍生出来的。因此，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冯梦龙耗尽了大半辈子的精力，一直都在为《金瓶梅》正名而化名着文。

《冯梦龙 金瓶梅 张竹坡》 陈昌恒 著

注 释：

1 容肇祖：〈冯梦龙生平及其著述〉，《岭南学报》，1931 年42 卷。

2《明灯道古录》卷上。

3徐渭：〈又题昆仑奴杂剧后〉。

4汤显祖：〈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〉。

5袁宏道：〈与江进之〉。

6袁宏道：〈与龚惟长先生〉。

7李贽：〈答耿司寇〉。

8魏子云：〈从《金瓶梅》的问世与演变推论作者是谁〉，《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》（台北：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，1981 年）。

9李渔：〈三国志演义序〉，《金瓶梅资料汇编》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87 年），页236。

文章作者单位：华中师大出版社

本文获授权刊发，原文收录于《陈昌恒<金瓶梅>研究精选集》，2015，台湾学生出版有限公司出版。转发请注明出处。